【記者李金發報導】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於1062學期和桃園光影電影館合作，每週四晚上在元智大學六館三樓（R60312）的教室安排一場「鏡在咫尺 – 紀錄片」放映座談會，4月12日之第三場播放了蕭菊貞《我們這樣拍電影》（Face Taiwan），片長達80分鐘。
在《我們這樣拍電影》紀錄片之前，即2002年，蕭導演適逢「台灣新電影二十年」，展開拍攝《白鴿計劃：台灣新電影二十年》（Our Time Our Story – 20 Years’ New Taiwan Cinema），回顧了1980年代至2000年台灣新電影的發展起伏。到了2015年初，蕭導演在釜山影展20週年特別企劃的邀請下，利用短短五個月的時間，拍成了片長40分鐘版的《我們這樣拍電影》，紀錄了2000年後的台灣電影之發展。至於片長80分鐘的版本，是蕭導演在釜山影展結束後，自己想辦法募資而拍成的。蕭導演表示，由於紀錄片能容納的內容有限，有許多珍貴的訪談未能放入紀錄片中，所以她另以文字形式整理訪談內容成逐字稿，再編成《我們這樣拍電影》一書，成了台灣重要的電影口述史。
《我們這樣拍電影》紀錄片除訪問台灣電影界的各個影評人、導演、製片人、攝影師等，也穿插一些電影或紀錄片的精彩片段和拍攝現場的畫面，靈活且紮實地說明了台灣電影人如何從產業谷底逐步往上爬到現在的發展情況，以及電影人們如何在困境中闖出活路，是觀眾於螢幕前難以見到的背後世界，亦正如英文片名「Face Taiwan」（台灣所要面對的困境/ 面對台灣）之意。
紀錄片提到，2002年比起1970至1980年代之間的電影產量，70、80年代每一年能拍成200多部華語電影的情況，而2002年是電影產業的低潮期，一年最多能拍成的電影僅約有10部。蕭導演為此進一步解釋，由於70、80年代中國的華語電影市場還未對外開放，所以台灣的華語電影市場橫跨了整個亞洲的華人圈，故此吸引許多企業願意大筆投資於電影產業。不過，當時的電影只是不停翻拍當下最夯的題材，導致觀眾對電影產生負面的印象，直到1982年，中影的總經理明驥以 450萬新台幣僱用了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四位年輕導演，以《光陰的故事》為台灣新電影拉開了序幕。台灣新電影不只是年輕一輩的導演崛起，也是新拍攝方向的興起——「拍自己想要拍的電影」不僅激發老一輩的導演發現自己所處在的思維框架，亦突破了台灣電影當下的發展，例如紀錄片中提到的《青梅竹馬》（1985年）在戒嚴時期，透過電影的拍攝手法和政治的噤聲產生對話。
雖然如此，台灣的電影市場對本土電影人來說始終是個難播放本土電影的環境，尤其在政府全面開放電影市場的政策（WTO）下，好萊塢電影的引進主宰了市場，台灣電影因此陷入上映和盈利的窘境。當然，即使難以募資，即使要親自跑腿推銷自己的電影，台灣的電影人依舊對拍攝電影抱有熱情，成了不被他人理解的孤寂之影，繼續艱難前行，拍他們想要拍的故事。直至2008年，沉寂許久的電影能量突然有了大突破，魏德聖《海角七號》的賣座不只是以票房創佳績，甚至加以刺激獨孤的電影人之間的動力與興奮，促使台灣電影於本土再起，所以2008年可謂台灣電影的復興年。
最後，蕭導演也提到片頭及片尾播放的《永遠不回頭》，是由姚可傑為紀錄片重新清唱而成的版本。姚可傑那低沉而充滿韻意的高音，清唱出了一群熱情的藝術家在現實給予的困境中，孤影艱難活出自己的路，也不因自己作品的賣座而捨棄理想並迎合資助人的要求，所以才成就了《海角七號》之後的《賽德克·巴萊》、《紅衣小女孩》、《看見台灣》等台灣獨有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