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吳匡泰報導】
《紅樓夢》名遂功成之後,相關續作、文本改編、學術研究、歷史考證,多如牛毛的不勝枚舉,進而開啟了一門集文學、史學、哲學、文化學等領域的「紅學」,可謂中國古典文學的奇觀。《紅樓夢》之所以能引發出如此巨大的文化波動,不僅僅在於《紅樓夢》語言之精緻,小說情節之巧妙,又或是紅樓眾生相的複雜人性,也在於曹雪芹與大時代的歷史恩怨,及其作品映射出的中華文化的璀璨輝煌。
當代紅學界的翹楚,首推周汝昌(1918-2012)。初讀周汝昌的紅學論述,就像在聽一位風流倜儻的說書人,用生命的熱情與感動,娓娓道來一則則的紅樓軼事。彷彿周汝昌與曹雪芹,是橫跨時代的知音知己。周汝昌生前曾多次以紅學家身分,在節目上談論《紅樓夢》。當時,我仍未讀過他的著作,卻深深被這位學識淵博的老先生所吸引。一個人能如此一輩子投其所好、不斷鑽研新知、追求真理,是何其難得且令人感佩?周汝昌誠然的在當代學界,樹立了堅實而美好的典範,不只用生命再續《紅樓夢》,也留給後人溫暖的紅學遺風。
周汝昌不像胡適、俞平伯那樣考證派的紅學家,完全將《紅樓夢》當作是曹雪芹的個人自傳,而抹煞掉小說藝術的文學性;也不像文學批評派那樣,純然將《紅樓夢》當作是曹雪芹的虛構小說,而避談真實歷史的可能性。周汝昌是紅學考證派的集大成者,既尊重小說藝術的虛構性,也從不放過現實歷史的可能性,完全遵循著《紅樓夢》中的警世箴言,「假作真時真亦假」,真裡有假,假裡有真。
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提出了幾道重要的命題──《紅樓夢》隸屬「文化小說」的高級層次,它足以映照出最精緻的中華文化;《紅樓夢》帶有部分自傳性質,但寄寓之抒情成分則更多;《紅樓夢》之「情」字史與情榜,周汝昌將一般說法的男女之情,提升到博愛的「至情」;《紅樓夢》的二元對稱結構,從頭到尾貫穿了整部小說;賈寶玉的人物原型,就是作者曹雪芹自身。
讀到周汝昌所提出的種種觀點後,使我為之讚嘆不已。例如,較為洋派的紅學家,試著搬出複雜的西方文學理論,硬套在《紅樓夢》的結構設計,但是,周汝昌先生卻直截了然地指出,《易經》的陰陽二元論,其實就是整部《紅樓夢》的大結構。又或是《紅樓夢》情榜設計,是脫胎自《水滸傳》的英雄榜。讀畢《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之後,又讓我再次見證到──文學經典並不是憑空創造,而是奠基於前人之上;而文學經典的背後,總有一個至美至強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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