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黨性的極化現象——聽張佑宗教授演講有感

【學生  陳卓立投稿】

2020年12月16日，元智大學「媒體與國際關係」這門課上，胡逢瑛老師邀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張佑宗教授，為我們講解負面黨性對投票抉擇的影響。

伴隨民主化在公民社會中的推行，公民輿論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勢必意味著公民輿論將民主發展推向另一個高潮。一方面在沉默的螺旋效應下，社會主流引導著文化霸權，形成了霸權的意識形態，成為一種主流趨勢影響公民思想行為；而另一方面，在民主體制下的多元性又催生了不同的思想意識形態，最終使得社會思潮因為選舉的需求趨向於政治上的兩黨，導致了黨派的兩極化。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張佑宗教授蒞臨元智開講/照片由陳卓立提供)

Levitsky & Ziblatt認爲：「近年來的黨派兩極化讓選民變得堅定……共和黨跟民主黨人對政黨越來越忠誠，同時對另一黨也越有敵意。」又，A. I. Abramowitz & Webster認為：「對於敵對政黨的強烈負面情感，將導致選民對於所屬政黨的強烈忠誠。」這兩段話，說明了政黨兩極化促使人們對自己政黨的忠誠度提高，對另一政黨的敵意也日漸加深。由於對他者敵對政黨和其候選人的討厭，推動了群眾情感極化，使得社會中的部分群眾對某一政黨的成員和政黨本身的厭惡不斷增加，形成了對該政黨的負面情緒並且強化了各自政黨認同。我者與他者之間的涇渭分明造成極化現象，若有第三方或第四方勢力興起可以改變極化現象，只可惜在美國和臺灣均未能成氣候。

因此，在當前民主體制的發展下，判斷選民是否支持一個政黨的因素變得更加多樣性，既要從他是否支持一個政黨的理念決策來看，同時也要看他是否對反對政黨具有十分厭惡的情感。也正因此，針對臺灣目前民主現況的調查和報告，張老師提出了更加新穎的調查方式，不再以0和1來指代反對和同意，更多考慮到中立選民的情況。張老師從統獨議題、黨派認同、省藉環境以及包括社會變遷和社會心理等其他經社變數出發，去探尋受其影響的投票選擇。也正是在調查中，加入了對候選人的情緒觀感與對敵對政黨的反感指數的變數，使得研究能夠分析負面黨性和政黨認同對於投票行為的影響。

(張佑宗教授與學生對話/照片由陳卓立提供)

而張老師的調查結果同樣出現了有意思的一幕，臺灣社會的情感極化自2012年之後顯著提高。臺灣支持兩黨的民眾對敵對政黨的候選人觀感大幅下降。同時也發現，除了2004年以外，哪黨的負面黨性越高，該黨在選舉中獲得勝利的希望就越渺茫。張老師認為，只是針對性的批評敵對政黨及其言行不能增加自身信任度，反而激增自身被討厭的負面情緒。

同時，經過張老師的調查發現，負面黨性對於選舉結果的影響性甚至高於統獨議題與省籍背景。讓我們了解到負面黨性，這種討厭的力量開始成為政黨選舉當中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而負面黨性推動了政治兩極化，也對民主政治產生了影響。從不好的層面來說，嚴重的政治對立以及討厭感的滋生或許促使形成政府僵局和政策推動不力，出現一批專權的新菁英，帶來民主侵蝕和倒退，或是出現一批重新掌握權力的舊勢力造成民主侵蝕與崩潰。但從好的方面來看，情感極化和負面的政黨認同，也推動了民主的危機意識出現，而為了解決危機，將推行民主改革。

(會後合影留念/照片由陳卓立提供)

總言之，在當前美國和臺灣均出現政黨極化與負面黨性的投票生態。網絡時代也讓個人的網路與社會的網路連結，網路時代加劇選民個人的意識及其情緒化的行為，認為自身的影響力可以發揮成社會的影響力，更容易形成龐大的反對力量。對於中間選民而言，所謂負面黨性對於選民行為影響在於因為討厭一個候選人而把手中的票投給比較不討厭的候選人，並不因為後者受到肯定。中間選民在負面黨性的影響之下也變得以討厭的力量作為選邊抉擇，這種討厭一個人而去選擇比較不討厭的人已經取代了原來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省籍出生、國家認同、階級地位和經濟誘因。負面黨性成為「公民與種族權利」、「文化與道德價值」、「宗教觀」三者兩極分化代表的另一個極化特徵與議題。這種因為負面黨性獲得選舉利益的手段已經產生社會分化與政策僵局的結果，反而導致政治菁英選擇以更加採取政府控制手段來決行，造成對民主社會的腐蝕。

那麼，如何把選民的情緒帶回理性的思考？美國總統拜登當選或許帶來一些啟示，但是不能忽略川普獲得美國總統選舉史上第二高得票率的實力。從前文美國學者的研究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選民情感的特點:「堅定」、「忠誠」、「敵意」等等。換言之，選民越來越容易被操控並且被形塑成民意，而選民情感所導致的行動恐怕會超出檯面上政治人物的運作，最終釀成劇烈的社會衝突。從負面來看，政治菁英越來越需要透過更多的議題轉移憤怒的選民，掩耳盜鈴的事情會越來越多；從正面來看，如果社會的壓力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後，民主改革也迫在眉睫。